作为电影人,于冬在看到今年春节档观众表现出的热情后既兴奋又感动:“观众没有离场,只要有好的作品还会第一时间买票,他们的回流是对电影人最好的褒奖。”而行业的复苏,也给中国电影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——面对鼓励与信任,我们应当如何留住观众?于是,《欢乐颂》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,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。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,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“事后诸葛亮”,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。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,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?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、失误、挫折、懊悔和痛苦,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,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、无助和无奈,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。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,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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